切实避免因财税收入增幅下降而引起的征收力度加大、非税负担加重等对企业生产经营带来的影响。

作为一个看好中国经济的人，我这次十分急切地想看看上次在这里时的那种乐观情绪是否消退。目前对中国的印象主要是经济前景低迷。

他的意思是，被美国低估，对中国有利。而相比之下，美国房价在2006年7月至2012年1月期间下跌了33%。他们相信，中国人的消费会增长。这些投资让中国有一种在21世纪一路高歌猛进的感觉。高投资率是新兴经济体的一个特点。

每年夏天，上海都会遭遇梅雨，这种如烟似雾、细雨蒙蒙的天气恰好可以用来形容当前笼罩中国经济经历重重迷雾。周五，中国将公布低于以往标准的新的增长数字。我们首先要从所有的经济危机中分判出这类经济危机出来，因为它们具有某种隐喻，试图要告诉人们，不要仅仅局限于经济危机本身。

上帝给美国三年多的时间，但其政府在应对措施上频频失误。我们随便取其中一个危机进行分析，都会发现他们有着共同点，那就是经济危机是社会结构调整的一种表象。1857年美国爆发经济危机，两年后南北战争爆发，美国完成统一。所以，二战前后的社会，发生了这样的过程：从财富资本的结构性流失到新的财富资本结构性再造。

这个路线我们非常熟悉，只要倒过来看，这正是人类文明的演化路径，从希伯来文明、古希腊文明以及古罗马文明到今天的现代文明的中心——美国。工业生产本身的分工与管理方式阻碍了社会结构的调整，从而导致所创造的大量财富丧失了资本的结构性特征，于是产生财富的泡沫化。

英国的骚乱不是偶然的，但是目前对这场骚乱原因的分析依然还是传统的一套，只能就是论事，最终沦为个案，对欧洲即将出现的普遍社会危机没有预警以及借鉴意义。因为南方种植园经济以及其政治社会结构强调对劳动力人身自由的限制以及固有结构的松散性，而现代社会恰恰与此相反，即北方所代表的不断结构化的政治社会形态。第二波的海啸将会超越第一波时的冲击力，因此它会蔓延得更远，那么再往东部蔓延，就是远东地区了。1907年世界经济危机，几年后一战爆发，随后人类社会进入从化学向物理学转变的工业时代。

我们不必为躲过第一次浪潮而感到庆幸，因为越是后来发生危机的国家，其情况会越糟。这是人类第一次以组织方式的变革突破了技术性的壁垒，从而为更多的人提供就业机会——这不仅仅是因为工业组织数量和规模的扩展，也因为工作本身对工人的知识要求降低了。考察这个文明演化路径，我们发现他们的政治社会结构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现在，从中东到美国，政治社会结构越来越紧密，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现在的犹太人还是过着疏离主义式的社会生活方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11年下半年开始，美国政府自身又陷入债务危机——就是第一波时北欧国家遭遇的类似问题

有人寄希望于税收的调节作用，可是我们在向谁征税的问题上已经显得左右为难了——如果征收财产税是为了公共服务的话，而公共服务是指向一个区域的所有人的，那么，试问机关企事业单位没有享受本区域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如果真的要给这样的税收提供一个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理由的话，那么应该这样说，任何一个在本区域拥有资产的人，都会从这里获得由公共财政保障的公共服务，因此有义务缴纳必要的税收，以保证公共事业的持续提供与改善的需要。随着上海与重庆推出房产税征收政策，围绕房产税问题的讨论也就进入了下一个环节。

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更多占有者本身必然存在阻碍分享资源少的人群的发展机会，这是转型社会的核心矛盾，也是一个转型社会所要克服的主要问题。因此，可以想见，一旦全面开征房产税，地方政府必然加快房价上涨，以规避增长的成本，除非国家改善金融与投资环境，增强企业自主发展能力。

问题在于，是否能把这种经济现象控制在经济领域中，而不是让其扩展到社会领域中？这是各级政府需要着重研究的问题。而我们现有的税收制度恰恰是在强化这种矛盾。这就是前文所指出的，不能形成先发展与后发展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直接矛盾不难理解，任何一种税收行为都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是国家与公民主要的互动载体，由此引发出关于为何征税？依据什么征税？如何分配税款？等等这些问题的讨论。在现代社会，特别是直接税的存在是必要的，对于公民意识的培育具有积极作用。所有的这些问题都能够追溯到社会结构的悄然解体那里，而最为关键的是这些社会的脊梁——青壮年已经难以承受社会的重力。

而且各种分析都是有一定道理，而且经过广泛的讨论之后，问题也越发清晰起来。所以，这次全球经济危机真正教会给我们的是，在全球主要文明体快速变迁的时候，更要注重保护社会的有生力量，提供均衡发展的机会，尽量减少代际成本。

事实上，对财产征税，是对先发展与后发展之间矛盾的调节。但是，这并未意味着我们对未来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把握，因为中国社会正处于激烈的转型期，出现了一些从未有过的困难和挑战，在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扑朔迷离之际，推出房产税政策自然吸引更多人的眼球。

我们无法避免目的论，因为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总会有所指的，特别是在当前各种矛盾交织的时候。任何一个处于高速转型的社会，都无法避免商品房价格不断高企的现象。

当然，这可能导致劫富济贫问题的发生，更可能发生如欧美国家那种打劫中产阶级的问题。笔者曾经强调过，对于中小城市的地方政府来说，他们面临着工业化路径选择的艰难时期，他们需要在紧缩银根的背景下，为企业开辟融资渠道。日本已经进入少子老龄化社会，社会迅速失去了创新的活力，现在的年轻人成为日本几十年工业文明的埋单者，原本以为他们可以轻松享受前人留下的文明，而实际上却背负着文明所推高的生活成本。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要把房产税纳入公共财政体制改革框架中慎重推行，决不能走西方走错的那条路。

前者由资源所决定，后者由人口数量和结构所决定。以上所有的分析都是基于对目前为止流行于业界、学界中主要的议题展开的。

欧洲的情况比日本要更为复杂，他们迎来了文明冲突与潜在替代的危险时代。譬如说，如果按照目前情况来说，全面推开房产税，将是中国次贷危机开始的时候……当然，这只是如果，因此需要全面思考这个问题，特别是我们要从代际更替的纵向视角去考虑，而不仅仅是当前横向的贫富之间，这是关系到中国社会转型成功与否的长远之计。

所以，可能这才是地方政府当前助推房价的主要动因。无论是在工业化还是在城市化过程中，始终存在这样的矛盾，说到底是我们社会依然未能提供具有广泛公平性的分配制度。

然而，很多问题的根结在于现代文明能否共享的矛盾上。然而，目前中国确是存在税率过重的问题，这种问题更多的是由税收结构不合理造成的，还有就是出现对虚拟财富征税的问题。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很多都是未来的，既然是未来的，就存在如果怎么样就怎么样的问题。如果是为地方政府提供稳定的税源基础并体现公平性的话，那么需要对所有房产进行征税。

比如征收对象的选择上，是否一律征收还是有区别的征收？我们社会在转型过程中始终伴随着这样的矛盾：先受益者成为强势群体，后受益者成为弱势群体，即后发展者总要为先发展者买单。但是，如果是要解决当前宏观经济问题的话，则需要有区别地进行征税。

所以，从税收的使用目的上来说，政府应当首先公布这笔税收的去向，然后对管辖区域内所有资产进行征税，不论这个资产被定义为公有还是私有。本文所要关注和讨论的，是如何在一个持续激烈社会转型的背景中拨开房产税征收的迷雾，补充一些在媒体热议中所忽略的问题，对可能出现的改革路径做出分析和预测。

这便是文明纵向发展的成本，即文明本身的扩张与代际发展成本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后者一定的情况下，地域文明的迅速扩张将毁灭这个文明（比如12世纪前后的阿拉伯文明）。